小孩子可以刮痧吗？
刮痧作为一种物理刺激，是中医民间常用的外治疗法，操作简单、使用安全，特别适合于中医基层大夫或养生人员甚至家庭成员使用，因此在保健养生和疾病治疗过程中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。但是刮痧虽好，操作必须正确、规范，否则会出现副作用。刮痧一般适宜于成人，小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。
刮痧，中医古老的一种疗法，通过特制的刮痧器具和相应手法，在经络腧穴刮拭，使局部皮肤充血、出现红色出血点等“痧象”，从而达到疏通经络、行气活血，扶正祛邪，以治疗疾病的方法。据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所载“角法”：“大病瘥后，踡肩少气，易汗出…病已解可得汗出，出一腠理之间，流下属膀胱，当出现小汗之象……乃刺足阳明、太阴，以去其汗……小汗出止”。这与现在的刮拭膀胱经“脊背汗出”之现象相符合。
“痧”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未见记载，据《康熙字典》注释，“痧”字始见于《集韵》，音shā（沙），为疾病及病名。并注有“筋病、暑病”“蛊病”及“痧胀”、“腹痧”等，类似胃肠疾病及腹膜病症，《本草纲目》及清代医著中多有征引。
明清时期是我国温病的发展时期，由于南方的地理气候特点，是温热病的高发地区，出现了不少善治痧证的医家，如清初江苏医家徐大椿，《医学源流论》中，有“痧胀”专论，详论“痧胀”定义、症候、治法及预防，并有“痧胀忌汗论”。清代江苏医家缪问，著有《京口朱氏疫疹一得》，论治疫痧。清代广东医家叶天士（1666-1745）著有《温热论》为温病学说的奠基著作，其中所述湿热证治，对后世岭南热病学说以及三焦温热病的辨证论治影响甚大。与湿热证治有关，叶天士对“角法”、“刺法”、“烙法”、“针法”、“砭法”等外治方法给予肯定和应用。如：“湿热证，舌白如积粉，湿热熏蒸，宜透达表里，用葱煎中（葱煎中散：葱白1握，食盐1钱半，水煎，取汁）同桂枝汤加细辛，再服则剥然而脱（其粉）矣”，用“葱煎中散”配桂枝汤加细辛等辛温发散之品，透达表里，祛外解表。叶天士指出：“湿热证，恶候未化，莫作汗图，法中之砒也（作汗害处很大，好像中药里的砒霜）……误汗……汗已出，再作砭散、烙铁烙之，亦可存几；盖汗虽出而痧尚伏也”，这里所指“痧”，当是湿热所致的腹膜病症。若误用发汗等治法，以致热邪内陷，变生危险，如若大汗又未祛除“痧”邪，可用砭法等。砭法，当是“砭石”之类行“角法”；烙铁，当用烙法；砭散，当是外用药散。
清乾隆51年（1786年）汪廷珍在《痧胀玉衡》中说：“痧胀之证，自夏徂秋，风潮（温热病）流行……初起头疼恶寒，发热口渴，自汗咽痛，胸闷身重……或呕吐泄泻”。该书记载的痧证症状、体征及并发症多、病情险恶重笃，治疗有外治法和内治法。
晚清著名儿科专家陈复正（1809-1880）著《幼幼集成》，其中“痧胀”篇所述，多是继发于其它热病之后的痧证。如：“当病已得汗，病而未退，又复汗之。故汗已通而痧尚伏也……急用（角法）泻之”，或“用热姜片贴脐，（角法）烙之……俟痧出后，再投凉药”。书中所述“角法”、“烙法”及药贴、外熨，实为刮痧的早期文字记载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《周氏保婴撮要·风痧证》所云“其治必用清血解毒为主。宜用鲜人中黄，以蜜调汁频灌之”，“蜜调痧药末，敷大椎，贴脐、少商、涌泉”，“急用青艾炒热熨脐”。所述“痧药末”，当为活血化瘀要药“桃仁、红花、赤芍、川芎、乳香、没药”之类，当是外用刮痧蘸药料之雏形。青艾炒热熨脐，实热病外治拔毒消肿法。
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清医董乘书著《疫疹一得》，该书所述“痧毒”及“痧胀”等病名较多。认为“痧毒之证，乃疫疠之最险恶者”、“疫疠……乘秋暑……发为痧胀”、“痧毒之证，或外感风痧，内伤饮食、夹痰、夹食、夹惊”。所指痧证多为外感内伤所致，病情险恶重笃，故提出“勿以痧毒等小证而忽之也”，“痧毒当治其脏腑”等原则，用内治及外治相结合方法，内治方有保元丹、玉枢丹等，外治有刺血、角法、烙铁烙脐及外敷、外贴、外洗方“冰片、玉枢丹、葱白等研细调敷涌泉”，“青艾团，切厚片，巴豆100粒，捣泥和艾片，厚2-3mm，贴少商1-2粒，次则中冲、涌泉”；以烙铁烙承浆、颊车；黄鳝1条，捣烂，加玉枢丹10粒、冰片5分，涂脐上，用艾绒2团，盖丹药上，艾炷燃灼后，再涂鳝泥，如此反复做灸。所记外治法多，方法全面，在危症中用砭刺放血、角法、灸法。
“痧证”属于温病范围，多发于南方，治疗有外治法，刮痧等，与北方的“时病”、“伤寒”有所区别。京津地区中医大家王清任（1768-1831）著《医林改错》（1790年），书中言：“头面青黑瘀血，宜用竹板刮出紫血数次即愈。”可见刮痧疗法在北方亦有应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