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行实施于哪部法律？
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很多关于五行的论述，但并非全面解释五行，如五行生克制化并没有涉及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言毒篇》中说：“汉世有黄龙、白凤出现，光武帝曰：此黄帝时黄龙、白凤也；《尚书》称‘厥愆期者有雷霆之罚’；又孔子生，鲁襄公以祀，其夕有美雨，所谓瑞雪，是雪亦应时而行，则天无妄风。”可见汉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天时、地理（包括气象）对人和万物的影响以及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。
晋皇甫谧撰《帝王世纪》，集古代帝王事迹之大成，其中涉及到很多自然史实和人文现象，如书中载：“颛顼氏衰，共工氏盛。帝喾高辛，其母履大人之迹，意谓子孙可兴天下，故生帝喾。帝喾娶陈锋氏女，生下放勋少典氏，是为黄帝。”“大禹治水。九州有雷泽，广三百里，其中多金玉。鲧死，其尸化为黄云，化为黄龙，而禹掌九鼎，天锡玄圭。周秦之时，有五色云，见于商郊，天子乘龙而至，为祥瑞焉。秦始皇二十八年驾行南海，有五色土，因立台祀之。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得宝鼎后，上书言，神爵来集，五色昭彰。魏文帝黄初七年，泰山郡夜明，有赤光上彻。明帝时有白虹贯日。吴大帝孙权赤乌四年，太白经天。蜀先主延熙七年四月，大疫，人多病癞，至九月人病愈，群臣上寿。”
这些记载中有自然现象的描述，也有人文史实的记录，但都没有涉及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。到东汉张衍奉诏修《汉书》时，第一次把五行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联系。他说：“五行所以叙五常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，列三纲（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），宣六纪（二友、兄弟、宗族、师长、同志、宾友），布八卦，正四方，列四时，均阴阳，调寒暑，和风雨，序草木，次花卉，顺昆虫，制鸟兽，本乎一，基以五常，推而行之，至矣尽矣！”也就是说五行可以通晓社会人事。此后，这种观点被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。
到了魏晋时期，有人提出五行相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，也可以用于人类社会。东晋宰相王导认为晋惠帝时“皇太子得罪，太尉元显承旨，诛戮朝贤，废黜太子。此五行相刑，志在王室者也。”（《晋书·五行志》）梁代学者陶弘景在注《黄帝内经》时提出：“夫天地之气，犹百卉之荣枯；人生之气，似万民之哀乐者……若五行休王，随四时运行；人身五脏，与阴阳相应。”他把人体生理、病理过程纳入五行学说的范畴加以阐释。 唐太宗命大臣蒋孝武修《五经正义》，孝武取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等儒家经典中的有关语句，用五行相生相克说明天人关系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。《五经正义》成书后，被作为全国官方认可的教科书，流传于世。
宋儒张载著《西铭》（即《正蒙·乾篇》），阐发“民胞物与”，说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（“与”同“欤”）又云：“五行，我之一气而已……”他的弟子程颐作《易传》，阐明天人感应，阴阳变易的道理时说：“圣人所以制《易经》，皆取象于五行。”“水火者，阴阳之生机，金木者，生长杀伐之机。”南宋朱熹编撰的《尚书注》更具体地阐述了德配五行的问题，他说：“五行为德，而时行之。”“五行莫不有德。”“五德之盛，莫如水德。”“木德主生，金德主杀。”水德是仁德；木德是生德，金德是肃杀之德。朱熹主张“仁包四德”，提倡“克己复礼”。他所说的“五行”已没有神秘的色彩，完全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观念了。